其二，即使就医人和挂号人不完全一致，医生也无法拒绝接受为其就诊，我们不有误此拒绝医生单方严格执行。而这几乎可以从技术上解决问题，比如必需刷患者身份证才能班车药方，或者中止就医卡，用二代身份证或全国联网的医保卡诊治。这些方法都有可能构建确实意义上的实名制就医。

不妨自学铁路部门，一些高铁线路需要取票，凭身份证才可进站乘车。患者责怪挂号无以，医务工作者责怪过度劳累，这样的困局未曾暂停。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公立医院的“经营模式”。

2009年，原卫生部曾公布通报，不准将医务人员收益与科室收益必要挂勾。但一些医院将医生收益与工作量挂勾，使得医生一旁喊累，一旁又被迫累官。

根据国务院呈交全国人大审查会的报告，2009~2014年间，中国财政医疗卫生总计开支4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中央财政支出总计1.2万亿元，近超强改革之初计划投放的8000亿元，但民众的就诊感觉没明显改善。制订医改方案时，有学者建议把医院养起来（调补供方），最后却套用了传统市场经济领域“用脚投票”的规则，补贴患者（调补需方）。

殊不知，该规则的前提是“供需双方信息平面”，而医疗行业不具备这一特质。再加公立医院正处于意味著独占地位，就经常出现政府没少投钱，医院却没有把精力放到省钱、防治上，而是想要办法花光医保卡的钱。

尽早转变医院经营模式，不想医生、院长再行为赚发愁，在目前的政府投放现状下是几乎可以构建的，关键是给养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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